其一，以立法目的条款统领提升整部行政复议法的制度体系。

[57]最判2006年3月30日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60巻3号948頁。法国的越权诉讼在撤销判决的判决形式上对应于日本的处分撤销诉讼。

[21]译者注：所谓法的交换，是指立足于交换正义(justice commutative)而处于已确立之法(droit établi)的世界中，包含着以等价交换法理为首的、不当得利、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等一般法理。也就是说，考虑在沟通过程中难以主张并实现的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时，鉴于四(三)所述的个别利益与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连续性，应当首先探讨承认有权主张个别利益的个人也有权代表并主张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可能性，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是其个别利益的延长。[6]对于日本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的概念，伊藤洋一推测认为，二战前当时精通法国公法的织田万将法国的便利性表达移用于德国法上的学派对立(19世纪各邦设立行政裁判制度之际，围绕以保护主观权利还是维持客观法为目的而产生的争论)，这一用语也在日本法上之后存续下来并得到一般化。当然，第(1)种诉讼所列的法律上的利益有可能解释为与主观权利不同的概念。作为与正文直接相关的论点，行政机关的执行作用是全面审判诉讼的对象，从20世纪初开始，作为从执行作用中可分离的行为，承认部分行政决定是越权诉讼的对象，缩小了两种诉讼平行诉讼的抗辩的适用领域。

也就是说，还不能说它显示了权利或其主要要素的个别利益与客观法或基于客观法的义务在内容上是如何关联起来的。[33]Maurice Hauriou, Précis de droit administratif et de droit public, 11eéd., 1927, p.402et s. [34]Léon Michoud, La théorie de la personnalité morale et son application au droit fran?ais, t.1, 3eéd., 1932, p.16et s., p.70et s. [35]Léon Michoud, La théorie de la personnalité morale et son application au droit fran?ais, t.1, 3eéd., 1932, p.116et s. [36]Léon Michoud, La théorie de la personnalité morale et son application au droit fran?ais, t.1, 3eéd.,1932,p.298 et s., p.326et s; Léon Michoud, La théorie de la personnalité morale et son application au droit fran?ais,t.2, 3eéd., 1932, p.74et s.对于米舒法人论的定位，参见石川健治『自由と特権の距離』(日本評論社、2007年)90頁以下。[5] 早先如蒋伟：论建立忠于宪法的宣誓制度，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5期，第58-62页。

[16]即便在国际化和超国家发展趋势下，有学者认为起源于封建时期的效忠理论为过时，[17]但在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效忠与公民资格（citizenship）的取得始终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77] 如原人事部2002年发布的《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中即有热爱祖国，忠于宪法的表述。一方面，在兼职代表制之下，有相当比例的全国人大代表需要进行宪法宣誓，[84] 但全国人大代表的宪法宣誓并不妨碍其依据宪法规定行使联名提出宪法修正案、表决投赞成票的权力。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一方面要求作为宪法宣誓主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讨论和表决宪法解释时不能脱离宪法文本，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得超越宪法的文义范围作出宪法解释。

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2年12月5日，第一版。驻外外交人员在远离祖国的环境下工作，他们的一举一动代表了中国的形象，是中国形象的窗口，因此要特别强调忠于祖国和人民， 维护国家根本利益。

[3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1987年1月2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31] H. Arnold Bennett, The Loyalty Laws: A Pragmatic View, The School Review, Vol.44, No.5, 1936, p.346. [32] 可以与此对比的是，我国法律中明确规定，相关武装力量的组成人员应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及军队的有关规章制度，对相关规范的种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列举。[46] 拥护正义事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则是新中国历部宪法中涉及拥护的不同表述。根据权威的法律释义，拥护首先意味着主观上的一种主动认可，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对宪法的完全赞成与支持，负有积极认同与维护宪法秩序的责任， [57] 在工作的过程中要时刻维护宪法的尊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宣誓规定（试行）》的誓词中有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的表述。[43]自古至今，汉语里的拥护都有赞成并全力支持之义，卫护亦是拥护的古义之一，[44]并沿用至民国而不衰，在民国时期的诸多文献中拥护宪法即是保卫宪法之意。[59] 遵守为依照规定行动，不违背，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35页。[77]因此，刻意从忠于和拥护的词义和针对主体方面夸大两者的差别，既不科学，也得不到法律文本的支持，更混淆了法律文本中拥护和遵守的涵义。

[60] 但是对于特定职业而言，仅仅遵守宪法是不够的。在宪法层面，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是宪法明文规定的每一位公民的职责，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义务。

另一方面，对于其他宪法宣誓主体而言，宪法修改意味着忠于宪法的具体内容发生了变化，但在宪法正式修改之前，仍应当以宪法文本为根本准则，不得以良性违宪为由故意违反宪法的规定。我国古籍中多有关于效忠的表述，如《楚辞》中的伊我后兮不聪，焉陈诚兮効忠[10]，《旧唐书》中的及闻是诏，远近相庆，咸思效忠于兴复[11]等，皆是臣民忠于君王的政治表态。

[6] 陈新民：宪政僵局与释宪权的运用，载马汉宝教授八秩华诞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法律哲理与制度：公法理论》，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81页。[10] （汉）王逸等：《楚辞章句补注·楚辞集注》，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326页。（二）从拥护到忠于：概念辨析 如上文所述，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表述，在我国建立宪法宣誓制度之前，不曾出现在我国的法律文本中。[36] 从法秩序的角度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体系的基础和法秩序中的最高规范。中国自古即有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25]、谨守成宪[26]之说。最高人民检察院2009年发布的《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五条有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的表述。

See supra note〔13〕,  p. 99. [20] Charles W. Mullan, Allegiance to the Constitution, American Law Review , Vol. 52, Issue 6 ,1918, p.821. [21] 有学者提出了公忠与私忠的区别，认为现代的忠诚是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和忠于社会制度与法律制度，而非忠于某一人、某一集团和领导的命令。[37] 如《立法法》第三条立法应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第八十七条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都充分反映出了单列宪法的重要意义。

[73]其次，《决定》在法定的宪法拥护者之外，开始有限地将现役军人也纳入到了忠于宪法这一主体之内。公民资格是政治性的国籍（Citizenship is nationality that has become political）。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在这一基础上，法律中的拥护事实上包含了认同、遵守与维护的意涵，理由如下： 第一，这一论断能够获得比较法的支持。

[69] 《现役军官法》第八条。[65] 比较法上可参照的经验是：《南非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所有层级的政府与每一层级内的国家机构都应当对宪法、共和国及人民效忠。supra note〔23〕, p. 158.在此处，忠于宪法与拥护宪法并不存在质的差别。[45]日语中的擁護则兼具了中文拥护的古今含义。

但这些法律条款的内涵、相互关系、效力以及形成了何种法定的宪法忠诚义务，却几乎没有学者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探讨。即便我国学术界对于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的必要性及正当性问题早有讨论，也多倚重比较法和宪法原理的进路，[5]却缺乏对我国法律文本中宪法忠诚条款的深入分析。

[39]如果将不成文宪法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范围之内，则有可能混淆宪法规范与法律规范及其他规范之间的界限，加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一概念的不确定性，动摇宪法的最高性，使宪法单列失去意义。但事实上宪法文本与社会变迁的存在即意味着宪法修改是不可避免的。

[67] 参见《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最后一自然段、第二十七条等。[50] 即support the Constitution。

[17] See Maximilian Koessler, Subject, Citizen, National, and Permanent Allegiance, Yale Law Journal , Vol. 56, Issue 1,1946, p.68. [18] 有学者基于政治认同精彩地论述了nation和state的区别。参见张善燚：《公忠论》，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6页。至于修宪与忠于宪法的关系，则在下文再述。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将效忠的对象限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不包扩其他的法律、法规、命令等。

[19] 甚至有学者认为，效忠宪法是公民资格的最高标准。[56] 第二，从立法原意上考察，拥护宪法包含了认同宪法、遵守宪法和维护宪法等内涵。

[70]由于驻外外交人员工作性质的特殊性，立法者尤其强调驻外外交人员对国家和政权效忠的重要性。[39] 关于中国的不成文宪法，参见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第21-22页。

《游行示威法》第四条、第十二条规定游行示威不得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3] 代表作品有：叶海波：‘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内涵，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第20-33页。